31岁的法蒂玛·侯赛尼（Fatimah Hossaini）在街上遭到男性的追赶，他们对她进行侮辱和威胁。有时，他们甚至会阻止她进行工作：捕捉阿富汗女性的美丽。“唯一的问题是，我是一个在喀布尔街头拿着相机的女人，”这位出生于伊朗的阿富汗艺术家表示。尽管遭受骚扰，她仍然记得在塔利班于2021年8月重新掌权之前的那些年是她一生中“最自由”的时光之一。
要理解为什么侯赛尼将她的摄影项目聚焦于捕捉阿富汗女性的美丽，这也是她在巴黎流亡期间继续进行的工作，就必须回顾她一生中经历的“身份危机”。她一直是三重歧视的受害者：作为伊朗的阿富汗人，作为一个生活在强大父权社会中的女性，以及作为哈扎拉少数民族（阿富汗的什叶派穆斯林群体）的一员。
“移民、身份认同和性别是我创作中最重要的三个主题，”她在去年年底于加泰罗尼亚几个城市组织的人权捍卫者项目框架内，在巴塞罗那接受EL PAÍS采访时说道。
作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期间逃离阿富汗的阿富汗人的孙女，这位艺术家过着“非常伊朗化的生活”。
“我完全融入了伊朗社会，因为我出生在那里。但只有你的父母是伊朗人，你才能被视为伊朗人，因此在我们家移民三代之后，我依然是阿富汗人。”虽然她声称她的“艺术生涯”得益于她的伊朗老师和“波斯文化的影响”，但她在“从学校到大学的过程中都遭受了歧视”。
“如果我拥有伊朗国籍，我的生活会更加轻松。由于身份危机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努力去理解阿富汗，尤其是那里的女性，”她说。她遇到的第一批阿富汗女性是她的母亲和姐妹。然而，当她试图了解其他女性的情况时，她只发现“媒体将阿富汗女性描绘成受害者的陈词滥调，被迫用布卡遮住自己。”
寻找阿富汗女性的真实面貌是她于2018年回到阿富汗的原因之一，她在喀布尔大学担任摄影教授。“我从阿富汗女性身上发现了许多有趣、独特且极具价值的故事，这让我反思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视为世界受害者的象征，”她回忆道。
侯赛尼注意到阿富汗“父权社会”施加的限制——即使在塔利班回归之前——是无数的。“我曾经与我想拍摄的女性的父母、兄弟或丈夫发生过冲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过去常常求助于艺术家、音乐家和女演员，他们熟悉相机，愿意让我拍摄她们的照片。”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让她展示了“隐藏在战争和苦难中的美……女性气质和希望的光环。”
“在伊朗，政府控制一切，如果你是女性，就会被强迫（戴头巾）。但在喀布尔，当时没有警察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，”侯赛因尼回忆道。她解释说：“出于安全考虑，我在街上戴头巾，但在课堂上不戴，因为我的女学生人数多于男学生。”
侯赛尼怀念塔利班政权回归之前的时光，感到些许怀旧。“喀布尔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新一代，尤其是我们这些从海外回到这个国家的人，他们试图建立一些东西，带来一点自由和许多新思想。”
因此，尽管作为一名女性和哈扎拉人生活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——这是塔利班的传统目标——她强调，回到自己的祖国，感受到“如此自由”，“真是太棒了”。
“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有女性：女医生、女教授、女企业主和重要机构的领导人。”
在喀布尔的最后几天
然而，塔利班的重新掌权使女性“陷入性别隔离，使她们的生活变得不可能”。即使在今天，她也很难相信发生的“恐怖”。2021年8月14日，就在喀布尔陷落的前一天，她在接受CNN采访时否认了塔利班重新掌权的可能性：“我非常自信地说，新一代阿富汗人永远不会允许恐怖组织（再次接管阿富汗），国际社会也会在那里保护我们。”第二天早上，现实打击了她，从阳台上，她看到“塔利班武装分子在街上挥舞着旗帜，骑着摩托车。”
她说：“我在家里呆了两天，没有吃东西，感到震惊和疲惫，直到一些朋友来了，我们一起去了机场。”三天后，她得以逃脱，因为在商业航站楼的混乱中，法国大使认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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